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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来广东省城市人口收缩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丨城市数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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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7-02

杜志威 广州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广东省地理空间信息技术与应用公共实验室

张虹鸥 通讯作者,广州地理研究所、广东省地理空间信息技术与应用公共实验室

叶玉瑶 广州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广东省地理空间信息技术与应用公共实验室

金利霞 广州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广东省地理空间信息技术与应用公共实验室

王长建 广州地理研究所研究员、广东省地理空间信息技术与应用公共实验室

 

原文刊载:杜志威,张虹鸥,叶玉瑶,金利霞,王长建.2000年以来广东省城市人口收缩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J].热带地理,2019,39(01):20-28.

版权说明:感谢作者授权发布,如有转载等事宜,请联系原作者。

 

 

摘要:

  基于人口变化的视角,分别对2000—2016 年间广东省县级以上城市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进行动态观察,分析不同类型城市人口收缩的时间变化与空间分布,并运用定量回归方法探讨其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普遍增长伴随着局部收缩是广东省城市人口变化的主要特征,常住人口收缩数量变化具有波动性和短期性的特征,而户籍人口的波动变化则相对较平稳;省域层面城市人口收缩呈现“核心地区增长—外围地区收缩”的总体分布规律,持续收缩和片段收缩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省域边缘地带。

 

  此外,产业经济动力不足、区域发展存在的差异、地方财政力量薄弱以及本地人口持续外流是导致外围地区城市人口收缩的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收缩城市;人口收缩;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广东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为世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研究经验(World Bank, 1997; Henderson, 2002)。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区,40年间从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农业省份转变为全球新兴经济体,同时城镇化率从1978 年的17.9% 迅速提升至2017 年的58.52%,形成了具有国际意义的“广东发展模式”(Vogel, 1990;舒元 等,2008)。

 

  然而,21世纪以来全球宏观经济波动、人口红利消失、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土地财政市场紧缩等内外部条件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快速城镇化的动力和轨迹发生了显著改变,部分城市出现人口减少的城市收缩现象(龙瀛 等,2015b;张学良 等,2016;张京祥 等,2017;周恺等,2017)。不可避免地,城市人口收缩也同样发生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李郇 等,2015;杜志威等,2017a;符家铭 等,2018)。

 

  收缩城市(Shrinking Cities)研究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东德地区所面临的严重城市人口收缩问题,随着世界城市化进程步入增长阶段的后期,以人口减少为主要特征的收缩城市现象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引起了学者和各类媒体的广泛关注。

 

  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范围内城市的人口收缩不断加剧,成为城市收缩研究从边缘话题向主流议题转变的重要转折点(Audirac, 2018)。学者们依据人口收缩的严重程度与持续时间来区分不同类型的收缩城市(Kabisch et al., 2012; Wiechmann et al.,2013; Alves et al., 2016; Martinez-Fernandez et al.,2016)。基于不同的城市背景(context),城市收缩的主要因素和发生机制存在差异,有助于开展多地区收缩城市的比较研究。

 

  作为后增长时代下的新生事物,关于中国收缩城市的讨论尚处于起步阶段,国内学者在综述国际研究经验的基础上(徐博 等,2014;周恺 等,2015;高舒琦,2015;马佐澎 等,2016;吴康 等,2017),开展多尺度下的收缩城市进行识别与判断(吴康等,2015;李郇 等,2015;周恺 等,2017;林雄斌 等,2017;),探讨不同地区人口收缩形成机制(马佐澎 等,2016;周恺 等,2017;杜志威 等,2017a)以及提出规划和政策层面的收缩应对策略(龙瀛,2015;杜志威 等,2017b;秦小珍 等,2017;周恺等,2015)。

 

  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城市的长期收缩相比,当前探讨中国城市中长期人口收缩动态轨迹的研究还相对较少,部分城市虽然在较长时期(15~20a)内保持了人口规模的增加,但可能经历了5~10 a的人口收缩。

 

  基于此,本文重点关注21世纪以来广东省各城市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动态变化过程,拟对比分析不同类型人口收缩城市的时空演变,并运用定量方法探讨影响人口收缩的主要因素。以期深化对中国收缩城市的机制探讨,特别是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人口收缩研究提供经验借鉴。

 

 

1 文献综述

  城市人口规模缩减是学术界长期关注的研究话题,自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以来,收缩常常被视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阶段,一般将城市发展阶段理论、城市生命周期理论等作为其理论来源(Martinez-Fernandez et al., 2012; Haase et al., 2014;Hartt, 2018)。

 

  尽管当前国内外对收缩城市的定义与内涵还没形成统一的概念,不同国家和地区界定收缩的阈值和范围仍存在差异,但城市人口规模缩减被认为是目前最可信赖和具有可比性的判断指标( Oswalt, 2005; Schilling et al., 2008; Martinez-Fernandez et al., 2012)。国际收缩城市研究网络(SCIRN)对收缩城市的定义为“拥有至少1万居民,在超过2年的时间内大部分地区经历人口流失,并且正在经历以某种结构性危机为特征的经济转型的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Martinez-Fernandez et al.,2012),得到较广泛的认可。

 

  现阶段国外学者基于不同国家背景(context)和空间尺度(scale),开展了一系列收缩城市的识别和判断(Oswalt, 2005; Mykhnenko et al., 2008;Kabisch et al., 2012; Wiechmann et al., 2013; Martinez-Fernandez et al., 2016; Hartt, 2018),主要涉及欧美、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发达国家。

 

  近年来,中国城市也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收缩现象,仅2000—2010年间,有180个城市的人口密度出现下降(Long et al., 2016),有88个地级城市面临总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减少(Yang et al., 2018)。在不同区域和省区,京津冀和长三角分别有1/5和1/2的市县区出现局部人口收缩(吴康 等,2015);珠三角有超过1/5的城镇出现常住人口收缩(李郇 等,2015);而在武汉城市圈48个县市(区)中,有31个出现不同程度的人口流失(刘玉博 等,2017);周恺等(2017)通过绘制湖南省全域的人口“收缩地图”,发现有13个成为省内人口净流出地区。

1562035789580418.jpg 图片来源:Pexels

 

  此外,国外学者针对人口长期收缩问题,区别出不同类型的人口收缩演化轨迹,如持续收缩、长期收缩、中短期收缩、近期收缩、周期性收缩和片段收缩等(Turok et al.,2007; Alves et al., 2016; Wiechmann et al., 2013)。

 

  相比欧美发达国家的长期人口流失,中国的城市人口收缩尚属于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的新现象(龙灜 等,2015;周恺 等,2017;杜志威 等,2017a;李郇 等,2017)。探讨城市人口收缩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加深对快速城镇化地区局部收缩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并为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提供可能。

 

  全球范围内收缩城市的探讨表明,城镇收缩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全球化、去工业化、老龄化、郊区化、资源枯竭、社会体制转变均可能导致城市人口收缩(Oswalt, 2005; Beauregard, 2009;Mykhnenko et al., 2008; Pallagst et al., 2013; Martinez-Fernandez et al., 2012)。

 

  综合来看,其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4个方面:

 

  一是经济结构因素,制造业基地与资源型城市的去工业化和服务业转型过程,造成企业迁出和工人外流,当新增加的产业人口无法弥补原有规模将引发城市人口收缩,如德国鲁尔地区、美国的“锈带”和英国的曼彻斯特等(Oswalt, 2005;Pallagst et al., 2013; Martinez-Fernandez et al.,2012);

 

  二是制度因素,社会制度变革对地区发展格局产生巨大冲击,当地方响应与制度变化不相匹配则引发城市人口大量流失,如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城市(Mykhnenko et al., 2008; Rieniets, 2009; Martinez-Fernandez et al., 2016);

 

  三是社会因素,大城市外围地区城镇居民为了寻求更好的经济收入和生活便利,在极化作用下人口向中心城市流动,如东京、巴黎和伦敦等大城市郊区(Oswalt, 2005; Rieniets,2009; Wiechmann et al., 2012),同时大都市内部的环境污染和种族问题,则加速中心城区居住人口向郊区流动,导致内城人口的“空心化”(Beauregard,2009; Pallagst et al., 2013; Martinez-Fernandez et al.,2012, 2016);

 

  四是人口结构因素,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等结构性问题加剧,新生人口远不能填补人口减少及劳动力人群的缺失导致城市收缩,典型案例是日本(Martinez-Fernandez et al., 2012; Hattori etal., 2017)。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经济、制度、社会和人口等因素相结合,以综合性的方式研究城市收缩,以期能为中国城市人口收缩现象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广东省位于南岭以南、南海之滨,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2016年常住人口10 999万人,经济总量(GDP)79 512.05亿元,是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全省陆地面积17.97万km2,下辖21个地级市,20个县级市、34个县、3个自治县、64个市辖区,合计121个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广东省统计局,2017)。

 

  本文以县级行政单元来界定城市,由于东莞和中山为不设区县的“直筒子市”,以地级市行政边界进行计算,因此研究对象总数为123个。根据区域经济地理特征,将广东省划分为珠三角、粤东、粤西和粤北4个区域,其中珠三角包括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江门、肇庆和惠州9个地级市;粤东包括汕头、潮州、揭阳和汕尾4个地级市;粤西包括湛江、茂名、阳江3个地级市;粤北包括韶关、清远、云浮、梅州和河源5个地级市。

 

2.2 数据来源

  所运用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数据来源于广东省各地级市的地方统计年鉴,数据跨度为2000—2016年。由于部分地级城市统计年鉴缺乏外来人口的单独统计数据,本研究重点关注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变化。

 

  另外,面板回归分析中运用统计数据,包括第二产业GDP、第三产业GDP、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地方政府收入的财政资金和地方政府支出的财政资金等,来源于广东省各地级市的统计局网站或所占区县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3 研究方法

2.3.1 人口收缩轨迹类型判断

  参考李郇等(2015)的方法,将一定时期(至少持续5 a)出现人口负增长的城市视为人口收缩城市,运用城市人口年均变化率(k)判断城市人口的增长与收缩:当kn>0时,表示城市在n年内人口规模保持增长;当kn<0时,表示城市在n年内人口规模出现收缩;而当kn=0时,则代表城市在n年内人口规模不变。根据2000—2016年间各城市出现人口收缩(即kn<0)的时间,结合Wiechmann等(2013)和Alves等(2016)的分类方法,将城市人口变化轨迹分为3种类型:持续收缩、片段收缩与无收缩(表1)。

 

表1 收缩城市的轨迹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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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人口收缩影响因素模型

  基于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将上述经济结构因素、社会因素和制度因素分解为6个自变量(表2),由于统计年鉴中缺少常住人口迁移量以及人口年龄结构的统计数据,因此人口结构因素不纳入回归模型中考量。

 

表2 自变量选择及基本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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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刘涛等(2015)和于涛方(2012)对表征经济结构、收入水平和政府角色的变量选择,选用工业经济规模和服务业经济规模来观察人口收缩城市的经济结构动态变化,以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和地方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来表征社会因素在引发城市人口收缩中的作用,以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状况反映经济发展中政府的角色。基于2000—2016年全省43个人口收缩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计量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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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i表示城市项;t表示时间项;为自变量的待估计系数;populationit为因变量,表示城市常住人口或户籍人口规模;manufactureit和serviceit分别代表工业和服务业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规模;serviceit代表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expenditureit代表地方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investmentit代表政府固定资产投资规模;financeit代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状况(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比值);μ为随机扰动项。由于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常住人口或户籍人口数,为避免方差较大、不服从正态分布的问题,对被解释变量和自变量分别进行对数化处理。各自变量基本统计信息列于表2。

 


3 广东省城市人口收缩的时空演变(2000—2016年)

  

3.1 广东省城市人口收缩的时间轨迹

  普遍增长伴随着局部收缩是2000年以来广东省城市人口变化主要特征,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了15 a以上中长期人口收缩。增长依然是城市人口发展的主旋律,2000—2016年间全省的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分别增加2 349和1 666万人,年均增长率高达1.51%和1.26%,但期间有7个城市(饶平县、南澳县、乐昌市、南雄市、阳山县、连山县和连州市)发生常住人口收缩,2个城市(台山市和汕尾市城区)出现户籍人口收缩。由此可见,广东省的城市人口收缩不是个案现象,也不是短期现象,城市人口的增长与收缩同时发生在相同地理尺度之中。

 

  与欧美国家城市的人口长期收缩不同,广东省城市人口收缩的波动性和短期性比较明显,尤其是常住人口的波动变化比较强烈(图1),其数量变化曲线表现为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模式,2005—2010年是常住人口显著收缩的时间段;而户籍人口收缩城市的数量变化则相对平稳,但2011年以后户籍人口收缩有加剧趋势。值得关注的是,早在21世纪初已经有城市人口收缩发生,可以推断广东省的城市人口收缩并不完全是由于金融危机冲击等外部动因引起,可能存在城市周期性规律等内在条件变化的原因。

1562036184399218.jpg 图1 广东省人口收缩城市数量变化(2000—2016年)

 

3.2 广东省城市人口收缩的空间分布

3.2.1 常住人口收缩城市的空间分布

  广东省常住人口收缩分布有2个基本特征:1)多数城市增长,局部城市收缩。21世纪以来全省绝大部分的城市(90个,占比73.17%)实现了常住人口的持续增长,仅有25个(占比20.32%)城市出现片段性收缩,有8个(占比6.51%)城市出现持续性收缩;2)呈现“核心增长—边缘收缩”的分布规律,无收缩类型城市集中分布在珠三角区域,而持续收缩类型和片段收缩类型城市则主要位于外围的粤东西北地区(图2),尤其是与江西、湖南、福建等邻省交界的边缘地带区县。经济相对落后的粤东西北地处广东省的外围地区,其城市常住人口长期向珠三角集中,在省域层面形成比较明显的环珠三角人口收缩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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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广东省常住人口收缩城市类型分布(2000—2016年)

 

  从地区分布来看,常住人口收缩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粤北地区(14个),多于粤东地区(7个)和粤西地区(7个),其中,韶关市的乐昌市和南雄市以及清远市的阳山县、连山县、连南县和连州市均为人口持续收缩类型城市,尤其清远的“三连一阳”4县是常住人口收缩的集中地带,可以视为边缘地带人口收缩的典型案例。

 

  值得关注的是,粤东西北12个地级市的城区常住人口均未发生收缩,城市中心城区对常住人口集中具有一定吸引力。此外,深圳市盐田区和江门市台山市也出现了常住人口的片段收缩。由此可见,人口收缩现象不完全发生在外围地区,位于核心的珠三角区域也可能出现人口收缩。

 

3.2.2 户籍人口收缩城市的空间分布

  与常住人口收缩集中连片相比,广东省户籍人口收缩城市的数量相对较少且空间分布相对分散,两者的空间重合度不高。表3显示:2000—2016年间广东省户籍人口出现收缩的城市共17个,占全省区县单元城市比重为13.82%,仅有江门市台山市和汕尾市城区出现户籍人口持续收缩,其余15个城市属于片段收缩类型。

 

  而且,城市户籍人口收缩的空间分布基本特征以片状分布为主,江门市的台山市、开平市和恩平市,韶关市的浈江区、曲江区、乳源县以及清远市的阳山县和连州市是全省主要的户籍人口收缩的连片地域(图3),这说明即使是地级市的中心城区也同样发生户籍人口收缩现象。

1562036353619971.jpg 图3 广东省户籍人口收缩城市类型分布(2000—2016年)

 

  从地区分布看,户籍人口也基本保持“核心增长—边缘收缩”的总体空间格局,珠三角城市的户籍人口规模保持增加,粤东西北地区的城市则呈现不同程度的收缩,符合“核心—边缘”理论空间组织的一般性规律。

 

  对比表3发现:仅有汕头市金平区、韶关市乳源县、河源市紫金县和云浮市云安县4个城市同时出现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片段收缩,但这些城市人口收缩出现的时间段却有所差异,如金平区的人口收缩时间段为2000—2005年,而乳源县和云安县则为2005—2010年。因此,有必要分别对不同类型的人口收缩城市样本进行分析,以综合判别广东省城市人口收缩的影响因素。

 

表3 广东省不同轨迹类型人口收缩城市(2000—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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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广东省城市人口收缩的影响因素

  分别对常住人口持续收缩、常住人口片段收缩、户籍人口持续收缩和户籍人口片段收缩的4个样本进行面板回归估计,运用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Inflation Factor,VIF)检验面板模型的共线性,4项样本的VIF值(4.56、3.38、2.78和3.21)均<10,没有明显的共线性问题。White检验和Breusch-Pagan检验发现仅常住人口持续收缩和片段收缩2项样本存在异方差性,因此采用稳健回归(robust)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另外,4项样本在Hausman检验中P值分别为0.044 8、0.000 0、0.000 0和0.000 1,均<0.05,拒绝随机效应原假设,使用固定效应模型(fe)进行回归,得出4个样本的估计结果(表4)。

 

表4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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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产业经济动力不足

  市场和政策双重影响下的工业经济发展受阻是导致广东省城市人口出现持续收缩和片段收缩的重要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见表4):经济结构因素中工业经济(manufacture)和服务业经济(service)与4个样本呈现比较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反映收缩城市在经历人口规模减少的同时产业经济受到明显削弱。

 

  一方面,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影响,宏观经济环境波动与外商直接投资减少对广东省的外向型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企业倒闭外迁和产业人口外流对收缩城市人口规模造成影响。

 

  另一方面,全省43个人口收缩城市中有27个属于山区县,这些县市的山地森林资源及生物多样性功能突出,是广东省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地,其功能定位主要以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提供生态产品为主,在工业经济发展和城镇开发建设方面实施严格控制。特别是《广东省主体功能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广东省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实施方案》等政策出台后,针对生态发展区域在工业进入门槛以及对钢铁、水泥、玻璃等落后产能进行关停和清退等方面实施非常严格的限制,严重削弱粤东西北山区县原有的产业基础,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加剧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的收缩。

 

4.2 区域发展存在差异

  虽然2000年以来广东省不断加大对粤东西北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促进落后地区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但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城市人口与收缩人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expenditure)和固定资产投资(investment)2项自变量为显著负相关,与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salary)为正相关关系,表明虽然这些城市不断加大在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但依然无法扭转人口收缩的变化趋势,其原因在于公共服务质量以及工资收入水平与珠三角等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异。

 

  另外,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粤东西北地区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城际轨道开通和高、快速公路修建强化外围地区与珠三角核心的交通联系,促使地方政府在交通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方面增加投入。需要指出的是,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不仅能引导资本、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向粤东西北地区转移,形成“涓滴效应”(Trickle-downeffect),同时在“极化效应”作用下会加剧外围地区劳动力要素加速向就业机会更多、收入水平更高的珠三角地区流入,从而造成粤东西北的城市人口收缩问题。通过熵值法计算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级显示(图4):珠三角在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公共文化体育、公共交通、生活保障、住房保障和就业保障等方面优势明显,“依附关系”(DependencyRelation)作用下引发的人口减少是外围地区收缩城市的主要特征之一。

1562036558213753.jpg 图4 广东各县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级分布情况(2015年)


4.3 地方财政力量薄弱

  在制度层面上,地方财政危机是国内外收缩城市共同面临的制约性因素。从回归模型拟合结果来__看,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状况(finance)与城市人口片段收缩是反向相关关系,而与城市人口持续收缩的关系则不显著,说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增加,但未能摆脱人口规模收缩。虽然全省层面不断增加对粤东西北地区城市财政转移支付,但位于山区地带和少数民族县市的财政支出远大于收入,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矛盾凸显。

 

  而且,近年来国家层面扩大和提供社会各项事业(如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的辐射范围和补助标准,基本公共服务等支出刚性的规模越来越大,地方政府收入长期低于地方政府支出,实现保运转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巨大财政压力。

 

  以人口收缩显著的“三连一阳”4县为例,2016年“三连一阳”的常住人口规模为98.04万人,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缺口来看,按照《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提出至2020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三连一阳”地区平均每年需要投入约10亿元,而2016年4县在基本公共服务平均投入仅为2.25亿元,差距甚大,地方财政对于满足基本公共服务的力量尤为薄弱。

 

4.4 本地人口持续外流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一直是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人口净流入地,而大多粤东西北城市是人口长期净输出地,该状况一直持续至今。珠三角地区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活力、丰富的就业机会、优良的教育医疗资源以及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对吸引粤东西北地区人口流入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但较高的户籍准入门槛也对人口永久迁移造成阻碍,在统计数据上表现为常住人口规模少于户籍人口规模。有所区别的是,珠三角的人口收缩主要是由于外来人口流出所导致的,而本地人口(户籍人口)持续外流是造成粤东西北城市人口收缩的重要特征。

 

  通过计算城市户籍人口净流出度d(户籍人口数量/常住人口数量),以考察本地人口净流出城市的分布,当d>1视为本地人口净流出城市。如表4所示,在全省前20名本地人口净流出的城市中,近2/3(13个,占比65%)的城市为持续收缩类型或片段收缩类型,本地人口外流与城市人口收缩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这也为前述判断户籍人口增长与收缩相对保持稳定,常住人口的波动状况低于户籍人口提供佐证。

 

 

5 结论与讨论

  针对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局部人口收缩现象,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探讨2000年以来区县以上单元城市人口收缩的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在识别全省人口收缩城市的基础上,根据城市人口收缩出现的时间特征和变化轨迹,区分持续收缩、片段收缩与无收缩3种类型收缩城市。

 

  普遍增长伴随着局部收缩是2000年以来广东省城市人口变化的主要特征,常住人口收缩数量变化为先增后减的倒“U”型曲线,具有波动性和短期性的特征,而户籍人口的波动变化则相对较平稳。

 

  总体而言,广东省城市人口收缩呈现“核心增长—边缘收缩”的分布规律,持续收缩类型和片段收缩类型城市主要分布于外围的粤东西北地区,相比于常住人口收缩的带状连片集中分布,户籍人口收缩以片状分布为主,清远的“三连一阳”4县是广东省外围城市边缘地带人口收缩的典型案例。

 

  本文认为市场和政策双重约束下的产业经济动力不足,珠三角与粤东西北在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交通设施差异、地方财政薄弱与保运转经济压力问题,以及边缘城市的本地人口持续外流共同导致了广东省城市人口收缩的发生。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持续收缩和片段收缩2种不同类型城市,其发展特征和形成机制需要进一步区别探讨,片段收缩类型城市在经历人口收缩后为什么能重新实现增长也是值得研究的关键问题。

 

参考文献:

Alves D, Barreira A P, Guimarães M H and Panagopoulos T. 2016.Historical trajectories of currently shrinking Portuguese cities: Atypology of urban shrinkage. Cities, 52: 20-29.

Audirac I. 2018. Shrinking cities: An unfit term for American urban policy?.Cities, 75: 12-19.

Beauregard R A. 2009. Urban population lo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United States, 1820–2000.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1(3):514-528.

杜志威,李郇.2017a.珠三角快速城镇化地区发展的增长与收缩新现象.地理学报,72(10):1800-1811.[Du Zhiwei and Li Xun. 2017a. Growth or shrinkage: new phenomena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rapidly-urbanising Pearl River Delt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2(10):1800-1811.]

杜志威,李郇.2017b.收缩城市的形成与规划启示——基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视角.规划师,33(1):5-11.[Du Zhiwei and Li Xun.2017b. The formation and planning of shrinking cities: from new Marxism urban theory. Planners, 33(1): 5-11. ]

符家铭,刘毅华.2018.广东省人口局部收缩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东莞莞城为例.热带地理,38(4):525-535.[Fu Jiaming and Liu Yihua. 2018. Characteristics and Factors of Shrinking C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 Case Study of Guancheng in Dongguan City.Tropical Geography, 38(4): 525-535. ]

高舒琦.2015.收缩城市研究综述.城市规划学刊,(3):44-49.[Gao Shuqi. 2015. A Review of Researches on Shrinking Cities. Urban Planning Forum, (3): 44-49. ]

广东省统计局.2017.广东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Statistics Bureau of Guangdong Province. 2017. Guangdong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China Statistics Press. ]

Haase A, Rink D, Grossmann K, Bernt M and Mykhnenko V. 2014. Conceptualizing urban shrinkag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6(7):1519-1534.

Hartt M. 2018. The diversity of North American shrinking cities. Urban Studies, 55(13): 2946-2959. 

Hattori K, Kaido K and Matsuyuki M. 2017.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shrinkage discourse and policy response in Japan. Cities, 69: 124-132.

Henderson V. 2002. Urbaniz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7(1): 89-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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