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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来啦!数据时代,如何开展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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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7-23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来自MIT研究团队的技术革命Bench Mark项目,这一项目是利用感应设备和图像识别对公共生活进行测量的一次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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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上图查看bench mark项目


然而,针对这一主题,一个更加根本性的问题则是:关于“公共生活”的研究应当如何开展?

 

如同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行为十分复杂,显得随机而缺少规律。而在这些复杂的行为活动中,哪些数据对于设计师而言是重要的,对它们又应该采取怎么样的测量方法?


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精要地理解空间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关系,并把研究的结果和发现更有效地融入到我们的城市设计当中去。


因此,我们需要一份系统的公共生活研究方法,来对此类研究的框架和步骤进行探讨和规定。

 


盖尔事务所的公共生活研究


丹麦建筑师扬·盖尔在1971年开启了公共生活研究的先河。作为一位建筑师的扬·盖尔在意大利的旅途中,受他学习心理学的妻子的影响,开始思考从人的角度对空间的感受和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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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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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往与空间》


而在今天,盖尔所在的盖尔事务所则成为了一个致力于研究人与空间的互动,并注重以人的尺度和视角来打造公共空间的专业机构。


总部位于哥本哈根的盖尔事务所除了在欧洲主持过数个公共空间设计项目之外,其足迹也曾遍布纽约、旧金山、悉尼等地,并于2016年参与过《上海市街道设计导则》的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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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街道设计导则》


而在设计项目之外,盖尔事务所最核心的业务之一就是为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研究制定一份标准化的框架与指南。


他们希望为这个领域的众多研究者们提供关于公共生活研究的结构性建议,并设计出了数种常用的研究方法,从而使得公共生活研究进一步地量化与标准化。这可以让我们对公共空间的评价更加系统且清晰,也可以让空间的设计随时间的影响更加直观地体现出来。



《公共生活研究指南》


盖尔事务所所编写的《Using Public Life Tools: The Complete Guide》是一份概述性的研究指南,它描述了关于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研究的开展方式。


从研究问题与研究范围的确定,研究方法的挑选,以及研究的组织和安排,直到研究的具体执行,这份文件都为研究者提供了指导性意见。以下我们就指南内容对研究的每一阶段进行简单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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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生活研究指南》



 STEP1 研究问题的确定 

首先,研究人员需要围绕其研究目的来设计研究的中心问题,而这些问题应该尽可能的具体,并应当是能够被观察、测量到的。


举例来说,如果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让城市的公共空间对行人和残障人士更加友好,那么问题则可以设计为:受到行人欢迎的街道有哪些特征?我们的街道有哪些便于残疾人出行的设计?


 STEP2  研究范围的框定 

研究范围通常分为三种:场地、社区、城市。


通过对一个特定场地,比如广场、街道、或是街区的研究,可以找出该场地所面临的挑战、所具有的潜力,以及设计上的改变在小范围内所产生的影响。事务所大部分的公共生活研究也在这一层面执行。


而社区层面的研究则是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开展以上分析,结合社区情况分析其问题与机会。


城市范围的研究所涉及的区域更大,更加广泛而综合,涉及的元素也更加复杂,而这类研究也常常会成为城市发展战略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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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3  研究工具的挑选 

其次,研究者需要基于研究问题和范围,制定合适的研究方法以及选取研究工具。


为指导公共生活研究,盖尔事务所设计了数种研究工具。比如People Moving Count和Age/Gender Tally是为记录公共场所内的人数、年龄与性别构成等信息的研究方法。调查者可以站在人群中的某个位置,并记录下从面前(5米内)经过的行人的数量、出行方式、性别,以及估算他们的年龄等。


这可以让研究者快速地得到场所内人群的基础画像。而为了了解在公共场所内停留的人们的分布及活动,调查者可以采用Stationary Activity Mapping的方法,即每间隔一小时,在调查区域内对场所内的人群活动进行一次全面的记录,记下人们在哪里停留,以及他们正在做什么。


事务所也提倡调查者在本地社区组织的帮助下进行Participant Survey,即对人们直接进行访问调查。调查者可以在场所中选定一个位置,并对每三/五个经过该点的人进行调查,调查内容除年龄等基本信息之外,还可以包括他们来这里的目的、预计停留的时长、是否有同伴等。


这些工具所需要的工作表和记录模版都被提供在了事务所网站上。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与方向自行挑选、使用这些方法,以此来协助对研究对象的评估与改良。



  STEP4  规划调查 

在这之后,研究者需要开始组织调查员,为调查进行规划。这份文件中提到,研究者需要根据场地规模、调查时长等,招聘适当数量的调查员,并规划轮值和休息的时间。


同时,事务所还提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职员、对城市公共空间富有热情的大学生、本地的组织和社区都可能会成为有力的帮助者。


此外,文件还对调查的时间、天气、季节等作出推荐——工作日与周末可能会呈现完全不同的状况,宜人的天气可能能收集到更大量的信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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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P5  训练调查员 

对调查者的训练需要预先安排合适的场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进行实地的准备和培训。


研究者应当在调查开始前向调查员明确说明研究的目的与意义,让后者产生热情与认同。最后,研究者还需要清晰地为调查者们分配并解释任务,并向他们说明向研究者寻求帮助的方式。


  STEP6  展开调查 

准备工作完成之后,研究者就可以正式地展开调查。过程中,调查员需要严格地按照指示进行数据的收集,并及时地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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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研究者则需要监督整个过程,确保每位调查员的工作有序进行。研究者还需记录下数据收集的过程和地点,以及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公共生活研究指南》对于该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将会是一个有价值的参考。按照指南中所设计的框架与步骤,研究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设计、组织、发起调查。调查的结果也更易于进行横向与纵向的对比。


  STEP7  用数据讲故事 

在数据收集完成后,团队还强调将数据以图表的形式呈现,可视化地展现研究成果。


数据处理中的注意点:

  • 重点呈现最重要的故事与最核心的结论,但不要带有目的地刻意挑选;

  • 诚实地呈现数据,可以对数据进行合理的解读,但不能歪曲;

  • 简化叙述,并用相片和图表来辅助你的叙述,这可以让你的发现在读者中产生更强的共鸣;

  • 每次只比较一个变量。比如,当在两个不同的场地之间进行比较时,就需要确保时间上的一致性;

  • 无需追求最为高级的视觉效果和可视化软件,选择擅长并合适的工具更为重要;

  • 在解读数据时,需要考虑不同的因素对结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比如,当夜晚的行人量很少时,其原因究竟是城市设计无法支持人们的夜间生活,还是因为测量时是雨天的缘故呢?

 


《公共生活数据协定》


在研究方法的指导之外,盖尔事务所还与哥本哈根市政府、旧金山市政府、以及西雅图交通署共同制定了《公共生活数据协定》(Public Life Data Protocol), 这份协定是一系列用于描述并测量公共生活的数据框架,以及这些数据的收集与储存建议。

 

事务所首先阐述了这份协定的意义:成为公共生活研究的“共同语言”,将公共生活研究和收集到的数据内容与格式标准化,从而使得项目之间的比较更容易。


紧接着,协定明确了研究中所应当包含的内容,并提供了对应的表格,包括研究者信息、场地信息、空间信息(路网信息、用地信息等)的记录,以及调查中所应该关注的人群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出行方式等等。


在协定的最后一部分,事务所还对数据框架提出建议,包括数据文件之间如何以id连接,以及文件存储时的格式和注意事项等。


这些建议都十分具体且可操作,而这种标准化的流程设计可以使之被用于不同的城市与场所,明确的数据框架与形式也使得分析过程更加流畅。

 


实践案例1:

纽约时代广场


事实上,盖尔事务所已经将这类公共生活研究应用到了数个案例中。在2007年,盖尔事务所曾对纽约时代广场进行了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调查。


在此之前,纽约一直缺乏关于人们的街道生活、街道使用的数据,譬如人们喜爱在哪里行走,他们在街道中都进行着怎样的活动?这一类数据的缺失让纽约的设计师们很难对街道空间进行相应的改善。


因此,盖尔事务所在纽约时代广场展开了研究。最初的调查显示,时代广场90%的空间为机动车设计,然而使用者的90%却是行人与骑行者,而在这些行人中,只有10%是儿童与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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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广场90%的空间被用于机动车的交通


数据所体现出的空间分配失衡,促使设计师们开始了“以人为中心”的改造——设计师们在道路两侧增设了许多公共空间与自行车道等,在2008年还将地面铺装改为了显眼的红色,安装了街道家具,并关闭了机动车的交通,设定为步行区域。


改造之后,40万平方米的空间由原本的机动车划分给了行人,而在广场上停留的行人数量增长了86%,同时还有更多(高出改造前26%)的上班族会在工作之余来到广场边休息。


在这一案例中,这些简单的研究数据不仅可以直观地反映出最初场所设计与使用上的不足,且能利用前后的比较体现出改造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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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时代广场的红色路面铺装和街道家具



实践案例2:

疫情中的公共空间


在今年的疫情期间,盖尔事务所还与哥本哈根市政府一同在丹麦的4个城市——哥本哈根,赫尔辛基,霍尔森斯,和斯文堡——中,对疫情中的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展开调查。研究格外关注疫情对公共生活的影响。


这些城市并未颁布明确的出行禁令,且根据研究报告中的内容,城市的公共空间在鼓励市民、提供休息及放松场所方面还起着重要的作用。

 

研究团队观察了在疫情之下,人们如何使用公共空间,以及相较于往常,人们的公共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60个调查员在两天、4个城市内记录下了公共空间内人群的性别与年龄构成、公共空间中玩耍/锻炼的人数、公共空间中各种活动的数量以及最普遍的活动类型等。通过疫情前后这些数据的比较,来评估疫情对城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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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中,研究者总结了几点发现:


  • 城市中心,尤其是商业区内人们的活动明显减少,如哥本哈根主步行街Søndergade上的行人数量减少了96%。


  • 城市更多地被用于休闲、娱乐和锻炼。也正因如此,虽然人们的出行减少了(人流量减少了80%),但公共空间中的人数与活动却基本保持稳定(停留的人数只减少了一半)。


  • 一些本地的公共休闲设施反而在疫情期间更具人气,但这些受到欢迎的公共空间也使保持社交距离更加困难。


  • 在疫情中,室外的公共空间显得更加珍贵,而在许多城市还有一些新奇的活动(比如在广场上举办音乐会等)被人们创造出来。


  • 调查员们还观察到,公共空间中老人与儿童的比例上涨了15%,且男性与女性有着不同的活动习惯——男性往往在多于3人的小团体中,而女性则通常成双结对。


  • 城内活动减少的同时,城市中心区域以外的地方却有了更多的行人活动。


这份研究为疫情期间的城市拍下了“快照”,为疫情中人们的行为和应对留下了数据的记录。通过对公共生活的持续记录,我们可以看到疫情对人们产生了哪些长远的影响,并规划未来的应对方式。



总  结


在今天,我们的城市研究工作收集并利用着大量的数据:交通、经济、自然环境……却因为技术与观念的限制,鲜少有关于人,尤其是行人或是老年人、儿童的数据。


如果说Bench Mark所体现的是一种技术革命,那么盖尔事务所对公共生活研究的坚持则是为我们指出了努力探索的方向。


这些以人的活动为落脚点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对城市设计进行评价的另一个视角,也是对“以人为本”的城市设计的大胆尝试。而这些关于人类活动的数据与知识将有一天反哺于设计当中,使城市的公共空间更加契合人的需求,并符合人们的行为模式。

 

伴随着数字科技的发展,一些原本无法被收集的数据正在被制造,一些原本并无可能被解答的问题如今有了被解决的渠道。我们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机会来了解、审视我们人类的行为与需求,这是数据浪潮中城市研究的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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